贺闲川

随笔。 

大约是几日前的事情吧，我和母亲吃席回来，午饭后日头偏西一两点的时候，骑一匹电驴飞驰回家。我坐在后座，摁着头上的鸭舌帽，七月天气热得令人发指，我眯着眼睛，突然间在路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我的奶奶。

车很快过去了，但我很确信我看见的人是她。她站在超市外的公交站牌下，躲在柱子的阴影处，低着头，木然地盯着地面。她穿了一条深蓝色的碎花长裙，背一个背了很多年的斜挎包，那包总是鼓鼓的，里面杂芜地塞满了各种东西。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烫了头发，那短发在她脸颊两侧蓬松地鼓起来卷起来，会让她看上去比真实的年纪小一点，但是发梢泛着黄，像一团被太阳晒蔫了的枯草，因为染剂脱色了。我小时候疑惑她的头发为何总是乌黑油亮，而爷爷的头发已经花白，有一天撞见她在厕所里染发，得到了答案。有时她补色补得不那么及时，白发贴着头皮长出来后，她的头顶便会出现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她不舍得去理发店染，总是自己买染发剂来，戴着一层薄薄的手套，颜色抹得到处都是，看起来很狼狈，让我不愿意多看，转头跑掉了。

她的身材仍是瘦削的，像骨头架子支棱起来的一个人，配上那张脸上木然的表情而显得更加憔悴、苍老。遑论她的身边连一棵树都没有，连一点有生机的色彩都没有，那公交站牌立在一片停车场旁边，后面是一栋超市，和她一样熬着午后酷暑蜷缩在站牌边等车的是一些看上去比她更矮更老的老头老太太们，全都死气沉沉。一辆公交车驶过去，车胎带着方才施工区的大把黄尘。

从超市旁边的路口往上走个两三百米，便是我们以前的家。“我们”指我与父亲母亲还有她，还有已逝的爷爷；“家”指一幢洋房的顶层，落地窗宽阔客厅敞亮，我的钢琴架在楼梯的旁边，上到第三层，便是一个开满三角梅的楼顶花园。我在突如其然间回想起这些东西，意识到它们已和我的童年一样变得如此之遥远，可我还记得起我房间里的气息，记得我宝贵的两箱子玩具是放在书桌的底下，每个开关上都贴着卡通贴画，舅舅送给我的一罐子果冻我一直舍不得吃完，在书架的第二层放到坏掉也没有扔。房顶上吊着一盏很漂亮的灯，是一只小熊坐在秋千上，秋千连着一把粉红的小伞。灯光穿过伞面变成温柔的粉色，而小熊的影子在墙面上重重叠叠，倘若我站在床上，便可以摸到那只毛茸茸的小熊。曾经我需要跳着摸它，后来就算是不动弹也可以轻易地挨到小伞了——那时我多么喜欢它啊。

可如今的我坐在电瓶车后面，隔着呼啸的车流望着街对面我的奶奶。我没有喊她，就算喊了想必也听不见，我又想告诉母亲她在那里，嘴巴张开后只有风灌进去，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呢？难道是为了去超市？难道是为了拜访住在附近的亲戚？不管为了什么，此刻的她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儿，全然不知晓她许久未见许久未闻的孙女刚从她面前经过。念及此处，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我的眼泪掉得太荒谬，我从来不觉得我该为了她掉眼泪，但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事情。我憎恨她，她古板、吝啬、好贪小便宜、钻死了钱眼、精明得过了头、算计在每一个人头上，间接地毁灭了我父母的婚姻毁灭了我的家庭。与她挨得近了我就会感觉有一股力量正在抽走我身边的空气，使我不安得难以呼吸；可神奇的是，一当我远离了她，我又会情不自禁地将她宽恕、怜悯，像这样落下几滴眼泪！她看上去是多么可怜啊……让我的心好似被一只大手揪住一般酸楚。柏油路上翻动的热浪，七月里狂暴的烈日，还有漫天飞动的黄尘，她一个七十几的老太婆佝偻着背脊站在那儿等一辆不知何时来的公交车，教我如何不酸楚？父亲没有来接她，父亲正在另一处烈日下奔波吧，至于家里那辆银白漂亮的轿车，早在几年前就被一个亲戚借去撞得稀巴烂了，从此我再没有见过它；若说打个的，她自己必然也舍不得那宝贵的五块钱。

我一直不理解她到底是为了什么活这一辈子的。她刻薄、抠搜，从牙缝里省每一分钱，再富裕的日子都能被她过得艰难不堪，她也是辛劳而忙碌的，早些年里甚至远赴新疆开黑煤场，那可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生意。说她图个财吧，到如今还不是两手空空；说她图个家吧，这个家早被她一手打碎得拾都拾不起来了。

我拿出手机，想给她打个电话，又想到电话接通后倘若告诉她我从她跟前路过了，她一定会流着眼泪叫我回去父亲家。这场景使我后背发冷，硬生生克制了自己的善良。对她心软是没有好下场的，我这么告诉自己，可一想到她躲在站牌的影子里等车的憔悴模样，一颗良心都好像要被抽出血来。我咬牙忍着，忍到车子走远，再哄骗自己把那幅画面删除干净，继续掩耳盗铃地生活下去。我时而看她可怜，时而看她可恨，更多时候则是像这样转过了一个弯去，尽力张望也根本看不见她了。

2020.7.28